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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如何裁判才能防止機械司法
稿件來源:人民法院報
發布時間:2019-04-11 15:06:19

黃祥青

托爾斯泰名言:“世界上只有兩種人:一種是觀望者,一種是行動者。要改變現狀,就得改變自己。要改變自己,就得改變自己的觀念。”做好司法審判工作,也需要觀念先行。

辦案應當講究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對此,目前存在兩種見解:一種觀點認為,辦案不能只講法律效果,應當講求三個效果的統一。否則,司法判決極易脫離社會實際或者公眾認知,裁判者也可能變成“法呆子”。另一種觀點認為,辦案只能講求法律效果,如果實現了公平正義、誠實信用和尊重公序良俗等法律原則,難道還有需要遵循的更高準則?不難看出,兩種觀點各有所持,不過都是從相互對立的立場上在理解和闡釋“三個效果”。對此問題,究竟應當如何看待?

一、裁判效果與裁判標準應當區分開來,不能把“三個效果”有意無意地解讀為三個裁判標準

馬克思曾經指出:“法官除了法律就沒有別的上司。”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可見,司法裁判的標準只能是明確的法律規定,總的工作目標就是要實現公平正義。倘若把裁判標準與裁判效果混為一談,一方面勢必削弱、動搖法律、法治的權威性;另一方面也會滋生裁判理念與裁判標準的模糊性或隨意性。堅定法治信仰與道路,始終是我們思考、解決法律問題的基本立場與矢志不渝的努力方向,不容絲毫懷疑或動搖。

二、對于裁判效果,應當堅持多維審視、全面把握

法律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基于既往的典型事實而形成法律規范,是法律文本與價值、精神的復合體,具有規范性、權威性和穩定性。之所以強調多維講求裁判效果,既有事實層面的原因,也有法益層面的考量。

在事實層面,法律不同程度存在的不周延性和滯后性,決定了司法裁判應當在裁判效果上充分進行合目的性的審查判斷。眾所周知,法律既不可能窮盡當下事物的所有細節,也不可能囊括未來事物的發展變化形態,且司法不能拒絕裁判。于是,當相對穩定的法律面對富于變化的新類型或疑難復雜案件時,法律所表述的事實與案件所呈現的待決事實之間,很可能產生某種程度的差異性。倘若簡單恪守法條核心語義或曰字面含義徑行做出裁判,而不懂得因應時事、適度校準,則難免產生裁判效果差強人意甚至背反法律目的性的問題。

在法益層面,法律價值的多元性和法益存在形式的多樣復雜性,決定了司法裁判中的具體取舍應當重視綜合平衡。從實際情況看,法條所規范的法律關系及其價值取向往往顯得簡單、明了,實際案件所蘊含的法律關系不時顯現相互交織、錯綜復雜的情形。還有一些案件在法律適用中表現出形式與實質合理性脫節,眼前與長遠利益不一,個別與群體、整體利益沖突等情狀,諸如此類的紛繁表現均赫然昭示:司法裁判通常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簡單推演或取舍,而是需要撥開迷障、精細拿捏的利益平衡與價值實現藝術。

三、實現“三個效果”的有機統一,應當抓住重點環節、解決突出問題

眾所周知,法律在事實涵攝力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價值導引力上卻具有廣泛的適用性和相對的恒定性。恰如公正與效率,是人民司法永恒的價值追求。因此,對于法律有明確規定的事項,必須堅持嚴格司法,實現一視同仁的普遍的公正性。對于發生各種變異的事實及其法律關系,則應以法律價值目標為指引,適時運用法律適用規則和解釋方法,努力達成“三個效果”的有機統一。

在形式與實質合理性發生沖突時,應當突破“嚴格規則主義”的桎梏,以實現實質合理性為依歸。例如,曾一度引發社會關注的天津大媽非法持有槍支案,單從有關法律規定的槍支標準及數量看,本案應當納入重罪懲治范圍。但從特定行為的主客觀社會危害性程度分析,卻與重罪罪質相去甚遠。倘若僅僅著眼于法律與事實的表層對應性做出裁判,則勢必落入機械司法的窠臼,裁判效果欠佳亦不出意外。與此相反,有些新類型案件看似沒有明文規定,實則與已有規范本質同一,且法律設置了開放性的兜底條款,此時依據同類解釋規則予以及時規制,無疑更能體現“三個效果”的有機統一。

在形式與實質的關系問題上,部分同志主張“先形式后實質”的判斷規則。這里需要關注兩個問題:一是在規制效力上,法律明文規定的行為都是已然事實,如果強調待決事實必須與已然事實形式相符,然后才能著手實質判斷,這是否意味著法律只能規制過去,不能適用于形式變化而本質同一的新類型及疑難復雜案件?二是在法律價值序位上,注重形式、強調規則,其價值歸于實現秩序。重視實質、切入本質,目的在于保障自由、激發人的創造活力。毋庸置疑,社會發展需要首先保障人的自由和創造力,只是其邊界應當受到尊重自然和他人的規則制約,否則社會將陷于混沌和失序。就司法側面而言,注重實質,自然賦予法官相當的價值判斷職責和理性裁酌空間;專注規則,法官則容易養成不假思索、按圖索驥的裁判慣性,乃至思維固化、漸失價值判斷能力。約言之,“先形式后實質”不妨作為一般的法律適用方法,但不能作為基本的司法裁判規則。實踐中必須警惕貌似合于法律、實際背離法律價值目的的司法裁判。

在多種法律關系相交織的場合,法律適用的協調性是檢驗司法公正性的重要標識。譬如,在離婚糾紛中,夫妻一方主張分配對方所持公司股份。這里就涉及婚姻與公司法律關系的交織問題。如果單純考慮夫妻共同財產平分的婚姻法規范,則有可能造成公司股份平分后的公司治理僵局,還有可能損及其他股東權益。可見,夫妻財產平等保護是原則,兼顧公司法律關系的協調性也是必需的。又如,在誘騙他人擔保騙取銀行貸款造成巨額損失的案件中,既存在貸款詐騙罪的追贓挽損問題,也涉及追贓不足部分銀行財產損失的民事救濟途徑,屬于典型的刑民交叉案件。如果割裂開來只審理擔保法律關系,則難免發生刑事追贓與民事擔保重復保護被害人權益的問題,進而違反任何人不得因為違法犯罪行為而獲利的法理鐵律。歸納上述,法律關系可以分野、交織,法官可以區分專業按照不同程序審理案件,但司法裁判必須將一案所涉錯綜復雜的法律關系一體審視、條分縷析、厘清主次、通盤協調處理;切忌分割研判,以致發生相互脫節、前后矛盾沖突的明顯紕漏。

在遇到“兩可行為”需作取舍時,應當依據法律價值取向和裁判效果做決斷。典型適例如刑事案件中有的行為介于違法與犯罪或者重罪與輕罪的臨界點上,兩種認定皆能持之有據。有同志提出“兩可行為”取其輕的適用原則。其實,兩可行為的事實、證據已經固定,如何處理只涉及法律適用問題,并不全然適用“有利于被告人”的處理原則。在此情境,法律價值取向與裁判的社會效果應當作為最終取舍的準則或依據。舉例來說,在醉酒駕車致多人死傷類案件中,特定危害行為往往兼具交通肇事罪(過失犯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犯罪)的某些特征。由于嚴重危害結果通常發生在瞬息之間,要清晰分辨行為當時行為人的主觀心理狀態究竟是故意還是過失,可謂何其艱難。也就是說,單純著眼于事實和法律界限本身可能很難形成定見,而綜合考慮行為人的整體罪錯程度、危害后果嚴重程度以及裁判結果的社會可接受度等諸因素,不啻最佳選擇。當年發生在成都的孫某醉駕致多人死傷案最后以故意犯罪判處無期徒刑,就是兩可權衡的典型適例。

此外,有些案件無關復雜的事實、法律或政策問題,卻在裁判的輕重緩急上關乎裁判效果。誠如共同犯罪案件的庭審調查,先訊問認罪者厘清犯罪事實經過,后訊問抵賴罪行者從細節上揭穿其謊言,通常勢如破竹、效果較好;如果顛倒過來,則可能遭遇百般狡辯而難以擊中要害。審判案件尤其是同類或系列案件時,裁判的先后順序、責罰輕重,判決時機等,同樣需要適時掂量、恰切把握。在資訊媒介高度發達的信息社會,有時輿情洶涌,并非裁判鑄錯,只緣研判不足,火候欠佳。這是我們必須正視、應對的新情況和新課題。簡言之,只有胸懷大局、保持定力、唯精唯一、不舍寸功,才能真正做到三個效果的有機統一。

(作者系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院長)

(責任編輯: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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